道门往事(最后一个道士Ⅱ)_第19节 首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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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19节 (第3/4页)

在册,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,那是1976年的腊月。过年前,我收到了北方寄来的照片,我、胖子还有袁小白跟查文斌的合影,不知道他们三人有没有各自收到。

    ??1977年农历春节,我曾经去过五里铺,但是查家没有人,听他们村里的人说查文斌走了,在一个月之前和他那个疯疯癫癫的师傅一块儿走的。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家,两间土坯房,有一个篱笆围成的院子,院子里有一棵枣树。过节,家家户户贴红挂彩,唯独这家门框上写着一副白底黑字的丧联。

    ??1978年,我是在洪村度过的,父亲的问题基本被调查清楚,他是被冤枉的,母亲也同样清白。但是经历了这一波折腾之后,他们俩都老了,一下子就头发花白,因为常年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方,我的父亲得了严重的关节炎,以至于再也不能下地;而我的母亲也同样落下了病根,她的腰受到了重创,据说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,原因是她不愿意指认我父亲是个特务。

    ??1979年,我已经成年,家道也开始中落,在农村,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。我的家曾经只剩下半个番薯,父亲让给母亲吃,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,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。那一年,我开始接过家庭的重担,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,在那个年月,对于我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。

    ??1979年五月,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后,我准备放手一搏,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
    ??深圳,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,我的目的地是广州。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,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,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,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,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。

    ??广州是现实的,也是残酷的,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。我没有多少文化,我也没有社会经验,扛过沙包,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,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,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,也就是人力车夫。

    ??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,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,这里的人脑子精明。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,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,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,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,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,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。

    ??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,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,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。于是,半年后,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:倒爷!

    ??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,一共五十件,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,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。在上海,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,不到五分钟,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。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,从此,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。

    ??衣服、电子产品、音响制品,生活用品,五金机件,总之什么赚钱,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。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,那阵子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,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,无论终点是哪里。

    ??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,期间有亏有赚,亏的多半都是上当被骗,毕竟还是年轻。赚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。半年过去后,我本人依旧还是两袖清风,四海为家。

    ??我和胖子再见的时候是在西安,那一次带了一大箱的邓丽君卡带,市面上的畅销货。在西安老的城门楼子下面,我一边啃着羊肉泡馍一边不急不慢的打开了拉链包,把那些卡带一张张的放在一块蓝布上。

    ??“兄弟,这卡带咋个卖?”

    ??我头也没抬随口答道:“一本五块,三本十块,要多少?”

    ??那人说道:“这么贵,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钱,怎么样,就五毛我全要了!”

    ??“滚、滚、滚!”我最烦这种没事找事的主了,我注意到眼前的那双脚还停留在原地,一只肉呼呼的手朝着我的卡带伸了过来。

    ??“咦,你这人,我说了不卖!”我抬头一看,一张脸盆大小的脸带着深蓝色雷锋帽正冲着我“嘿嘿”直笑,那张大手抓起一把卡带掂量了几下道:“就五毛,卖还是不卖?”

    ??“滚犊子!”我站起来一拳打了过去,他还是那么的结实。

    ??钟鼓楼广场一家饺子馆叫“德发长”,我和胖子的面前各摆着一坛杏花村,我是不胜酒力的,但是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也喝了。

    ??醉了是必须的,我们整整喝了一个下午。

    ??胖子绕道太原后回了成都已经是两个月后,转辗通过朋友找到了他父亲的战友打听到了家人的下落。他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,在监狱里自杀了,是用长裤撕成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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